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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日美經濟戰為鑒 中國不懼外部挑戰

中國煤炭新聞網 2019/6/10 12:00:53    焦點話題

二戰以來,當一個國家經濟總量逼近美國的60%時,美國的焦慮就出現了,雙方的合作就會遇到困境,美國會將昔日的小伙伴視為潛在的重大競爭對手。比如說曾經的日美貿易沖突。

日美經濟戰最酣的時候是在20世紀80年代,但是如果拉長一些歷史的視角,就會發現從20世紀70年代初,日美之間的經濟關系就不是那么和諧了。上個月,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,依然認為日本占了美國的便宜,毫無疑問,這是美國對日本經濟戰根深蒂固的理由。

以史為鑒,可以知興衰,在日美之間,日本無疑是相對衰落了,同樣,日本也是與美國進行經濟戰最成熟的對手,原因無他,教訓是慘痛的。日本學界對日美經濟戰的反思也是最深刻的,在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,還沒有遠去的歷史,為我們提供了啟示。

說起日美經濟戰,為人津津樂道的是1985年9月22日簽訂的“廣場協議”,一種流行的看法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,美國開始絞殺日本。但是日本記者船橋洋一在《管理美元》一書中認為:“‘廣場行動’的真正考驗在于,其將國內政策向更強大的國際合作傾斜的能力。當然,是否能夠通過考驗,是這個未盡故事的一部分。”日本并沒有通過這樣的考驗,而圍繞“廣場協議”發生的故事就是日本經濟逐漸凋零的故事,是“失去的10年”不斷重復的故事。

對于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的泡沫,《管理美元》的作者船橋洋一認為:“日本最大的失敗在于,在需求側沒有采取最佳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,而且在支持供給側方面也沒有鼓勵機構改革措施。‘廣場協議’并不是問題之源。”船橋洋一的觀點應該說是代表了日本主流的看法,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就認為,日本出口的增長并不代表經濟有了起色,“‘改革改變了日本’的說法只不過是一種誆騙,日本經濟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好轉。出口增長不是通過提高日本出口產業自身競爭力來實現的,而是通過擴大出口量和日元貶值來實現價格競爭力的提高”。

二戰后,日本經濟復興的一個契機就是朝鮮戰爭爆發之后大量的軍需訂貨,而日本企業以及經濟制度也恰好適應這樣的需求??梢運?,日本戰后經濟復興是在美國經濟霸權之下,除了對日本的援助以及軍需訂貨之外,還有就是匯率制度的安排。美國經濟學家道奇是占領當局的經濟顧問,但他基本成為日本經濟官僚的傀儡,日元與美元的匯率也被非常武斷地定在了360比1。這一固定匯率為日本出口提供了穩定的匯率環境,固定匯率體系到了60年代末就難以為繼了。原因就在于日本、歐洲等經濟體已經崛起,與美國呈現鼎足之勢。

比利時經濟學家特里芬就發現了美元體制的悖論,為了維持國際貨幣的地位,美國必須通過貿易赤字的方式向世界市場提供美元,但是長期的貿易赤字會影響到美元的信用。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?1971年尼克松宣布切斷美元與黃金之間的聯系,同時美元進行貶值,這就是國際關系中的“尼克松沖擊”。尼克松并不是經濟專家,但是他是地緣戰略家,而他不經意之間改變了國際貨幣的邏輯,一國的主權貨幣能不能扮演國際貨幣角色?更重要的是他將世界帶入了浮動匯率的時代,匯率成為國際經濟政策協調與談判的重要的議題,這也是1985年“廣場協議”的原因。

到1973年,石油?;?,石油價格上漲了4倍,對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經濟體造成了巨大的沖擊。“尼克松沖擊”改變了貨幣價格的預期(也就是匯率),20世紀70年代頻頻爆發的石油?;?,意味著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的結束。浮動匯率制度以及日本進入富裕時代,意味著日本金融體制需要進行比較大的調整,但是很遺憾,金融體制的變革并沒有發生。

20世紀80年代,日本憑借半導體和汽車產業成為備受關注和贊賞的工業國家。也正因如此,日美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。半導體行業被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認為是國家戰略產業,是“大國命脈”,半導體行業具有很強的規模效應,一個國家的半導體行業的發展就是0和1的關系,也就是有的話,就一定要做大做強,如果不能做大做強就會萎縮。20世紀80年代日本半導體可以說是如日中天,但是20年之后,日本已經失去了半導體行業的優勢地位。石油沖擊讓高能耗汽車不再受歡迎,日本汽車在美國大行其道,尤其是豐田。特朗普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就對日本的出口非常不滿,30年后,特朗普依然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。

20世紀80年代,日本對美貿易順差,看起來是一種貿易的失衡,但卻是日美經濟結構的失衡。日美之間進行了多輪的磋商,包括財政部長、央行行長。怎么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?美國的辦法簡單粗暴,就是讓日元升值,最后日美達成的協議是日元升值16.88%。日美之間匯率談判的結果就是“廣場協議”,日元短時間內急劇升值。“廣場協議”之后,日元對美元急劇升值,給日本經濟活動帶來了極大的沖擊,日本企業開始產業轉移,政府采取了低利息政策,前者帶來了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生產網絡的建設,后者則引發了經濟泡沫。

20世紀80年代也是世界經濟的轉折點,日本經濟沒有順應時代潮流的轉折,銀行制度、產業結構、包括政治家的視野都沒有發生變化,還是堅持野口悠紀雄所說的戰時體制。日本經濟學家榊原英姿認為,日本既未能順利進入后現代化社會,也沒能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現代化社會陣營。也就是說,日本企業和日本經濟整體似乎都還沒有擺脫20世紀制造業的模式。1995年日本泡沫破滅,日美之間的差距拉大,怎么解釋日本經濟的逆轉成為經濟學難題。經濟學家辜朝明提出了“資產負債表衰退”的概念,因為資產價格暴跌,企業的負債超過了資產,雖然企業的經營結構沒有發生變化,但是企業不再以盈利最大化,而是以“負債最小化”作為目標,帶來的結果就是即便實行超低利率,企業也沒有貸款的動機,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就是個虛假命題。

日本GDP已經差不多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左右,不再是美國面臨的主要對手,廣義上的日美經濟戰已經結束了。日美經濟戰并不是戰爭,而是經濟制度、變革能力以及產業結構、金融體制等全方位的競爭,尤其是引領世界經濟風潮的能力,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與美國經濟的升級幾乎是同時的。日本經濟學家的反思主要是本國經濟政策的失誤或者政治家的偏狹,但是,不要忘記了,里根總統和中曾根首相會晤的時候,兩人心照不宣的一條就是,日本和美國的安全都靠美國軍隊來?;?。

30年后,幾乎同樣的人、同樣的觀念以及同樣的劇情再次上演,只不過主角從日本換成了中國,這也是中美貿易戰的時代背景。當然,中國并不是日本的翻版,而是一個高度復合型的對手,中美之間的競爭的廣度、深度會遠遠超過日美經濟戰,而是一場考驗耐力和智慧的持久戰。

第一,中方的立場是鮮明的,中美之間的貿易磋商應該建立在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的基礎之上,不能挑戰“底線”、越過“紅線”。日美經濟談判過程中,有人回憶說,作為日方談判代表的大藏相宮澤喜一在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·貝克面前還是點頭哈腰,談判變成了日本執行美國的要求。

第二,中美貿易摩擦背后是結構性問題,關稅戰只是開始,未來的前景取決于中美兩國經濟發展能力。中美經濟發展差距在縮小,中國和美國都是10萬億美元級別的巨型經濟體,這是世界經濟史前所未有的現象。就像基辛格先生說的,中美關系回不到過去了。在日美經濟戰過程中,美國對于日本這一軍事盟友毫無手軟,這也是市場經濟體系中的政治強制。

第三,相比于日本,德國在應對美國經濟戰壓力時表現要好得多,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國依靠歐洲一體化,尤其是貨幣合作形成了自己的金融實力。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出口立國模式已經到了臨界點,從制造業出口大國向財產大國轉型,金融變得越來越重要,日本的金融體系并沒有順應國家經濟戰略的轉變而進行相應的改革。中國去年舉辦了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,從出口國家向進出口平衡國家轉型,中國市場的擴大必然會帶來人民幣流通范圍的擴大,從貿易國家向金融國家轉型已經開始。

第四,經濟戰的核心還是產業的競爭,尤其是全球化形成了非常緊密的產業鏈、供應鏈和價值鏈。日本半導體產業是日美經濟戰的犧牲品,用美國硅谷戰略專家小理查德·埃爾克斯的話來說,半導體行業是一個退出之后就難以進入的行業。一個強國的經濟體系就像生態系統一樣,整體遠超各部分之和。美國對華為進行封殺,核心還是要阻止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,因為,產業是大國的命脈,美國意圖阻斷中國新興產業發展,但中國并不懼怕,也有能力應對。

經濟戰并不是陣地戰,不是雙方的廝殺,而是沒有硝煙的博弈,就像中方一再強調的,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確的選擇。中美兩國的發展不僅關系到本國人民的福祉,也關系到世界經濟的穩定。

(作者:孫興杰,系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院長)



來源:人民網(來源:光明日報)      編 輯:也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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